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秘鲁这个国家或许是陌生的。刚接触地理知识的人也仅仅知晓它位于南美洲西海岸，与中国隔太平洋遥遥相望。南美洲本就地处世界边缘，秘鲁不过是南美洲的一个小国。

秘鲁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为遥远的国家之一。两国首都（利马与北京）间的直线距离达17000公里，即便乘坐波音737，也需要飞行20到30个小时。

虽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秘鲁这个远在南美洲且距中国最远的小国，却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如今凭借钱凯港更是实现了跨洋直接相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远古的共鸣：太平洋两岸的文明交流

秘鲁和中国均为文明古国，然而两国被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交通与通讯极为落后的古代，很难想象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家是如何产生联系的，但能够确定的是，双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其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和秘鲁两国的图腾里，就分别出现了龙和狮子的形象。

在秘鲁北部的莫奇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诸多令人惊叹的、属于中国春秋战国之前的文明痕迹。例如，莫奇卡人的灌溉水渠网格布局，和中国三星堆遗址的沟渠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秘鲁祭司长袍上的刺绣纹样与中国苗族百褶裙的图案简直一模一样；莫奇卡人的制陶技术和中国商代的陶瓷工艺近乎相同！

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文明呼应，也许证实了人类学家张光直提出的“玛雅 - 中国文化连续体”假说。更有意思的是，在秘鲁查文文化的石刻中，龙形图案与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展开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暗示着早期人类可能通过白令陆桥进行过文化传播。

二、血色航路：华工血泪铸就的文明纽带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国人向秘鲁大规模移民始于19世纪中叶。

中国人大量移民秘鲁，其始作俑者无疑是统治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当时西方殖民地需要众多劳动力，除黑奴外，华工和印度劳工也是目标。他们招募华工前往南美洲，最初并非威逼、绑架，而是由于当时中国民众深陷苦难，闽粤地区众多贫苦百姓被迫贱卖自身劳动力到海外谋求生计，也就是俗称的“卖猪仔”（闽粤移民的自嘲说法），不过当时人数并不多。

19世纪初，西班牙走向衰落，拉美独立浪潮涌起，秘鲁于1821年独立。

刚独立时，秘鲁局势极为动荡，直至1840年才逐渐稳定。此后，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秘鲁当局面前：劳动力极度匮乏。

秘鲁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35年全国总人口不到130万，而秘鲁当时的鸟粪肥料产业和种植园农业这两大经济支柱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怎么办呢？秘鲁对欧洲移民毫无吸引力，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又无法获取非洲黑奴，只能以优厚条件吸引中国等东方劳工。

1849年11月17日，秘鲁国会通过了一项《移民法》，规定凡引入50名10岁至40岁的外国移民者，每引入一人可从国库获取30比索奖金。

最早的华工是被骗去的。1849年10月15日，首批75名“契约华工”搭乘丹麦船“费德里科·吉耶尔莫号”抵达秘鲁，这是最早到达秘鲁的中国人。

高额赏金吸引了西方列强众多人口贩子，他们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以欺骗甚至绑架手段专营华工“生意”，结果进入秘鲁的劳工几乎全是中国人，以至于那项《移民法》后来被直接称为《华人法》。

华工被人口贩子用烧红的烙铁在耳后打上“C”形（代表China）印记后，就被扔到货船底舱。当时船上生存条件恶劣，从澳门到秘鲁需四个月，船舱通风、卫生、饮食等条件极差，三分之一的华人死于途中，而发觉受骗的华人一旦反抗，就会被捆绑起来扔入大海。

偶有华工杀死船长和8名水手，夺船返回中国，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为讨好西方人，又将逃回的劳工抓捕后交还给人口贩子，有的甚至被地方官直接斩首。

据统计，从1849 年 2 月至 1849 年至 1874年9月，有12万中国劳工被卖到达秘鲁。

被卖到秘鲁的华工，过得与黑奴差不多，被形容为“仅比牲畜强一筹”。他们凌晨4点钟起床，在铁路、矿山、鸟粪场、种植园等地方开始一天的艰苦劳动，并被身边的监工拿着枪监视；晚上天黑时，劳工被允许可以收工休息，随后被锁入“寮棚”，活动范围仅限于寮棚内。

劳动强度极大，待遇则非常低，累死、病死、自杀的华工不计其数，一位美国领事在关于秘鲁的报告中写道：“许多中国劳工无法站立，但被迫跪着挖鸟粪。无法想象中国劳工的工作条件极度恶劣，只有死亡能让他们寻找平静的慰籍。必须增加监控防止他们自杀……”

这种惨状连秘鲁人都震惊。1874 年，秘鲁外交部长阿圭罗在给议会的备忘录中承认：“澳门至卡亚俄之间的苦力贸易是野蛮的，是对中国的蔑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70年9月4日，卡纳德种植园的500多名华工抢夺了种植园主和监工们的枪支、长矛，杀死了种植园主和监工们，他们夺得50匹骏马组建成骑兵队，去解救同胞，起义队伍增加到1200人。引来大批秘鲁军警镇压。好在这些华工中有很多人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战斗力强，虽然有600人牺牲，但争取到了平等生存权利，华人的境遇逐渐有了改善。

华工渐渐不再是苦力了，但面对清廷的腐败，他们几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留在秘鲁，凭借其智慧与勤劳，在秘鲁也创出了一片天下。他们与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通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1890 年至 1930 年，秘鲁出现了第二次中国移民高潮，当然这些移民不再是被贩卖的苦工，他们多是打零工或从事商业，在秘鲁的沿海城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唐人街。直到1930年秘鲁限制了移民政策，移民渐渐收紧，来自中国的移民才渐渐减少，但有华裔血统的人已突破三十多万人，成了拉美最大的华人社群。

2009年纪念华人抵达秘鲁160年的纪念大会上，秘鲁加西亚总统在致辞时公开表示：中国移民在秘鲁历史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移民是吃苦耐劳、遵纪守法和努力奋进的榜样”。

三、文化共生：混血文明的活力

历经一百多年的移民与繁衍，如今秘鲁的华裔数量已难以确切统计。多方证据表明，秘鲁血统较为纯正的华人，其人口数量在250万至310万之间，大约占秘鲁总人口的10%左右。秘鲁成为除个别东南亚国家之外，世界上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

华人遍布秘鲁全国，主要聚居在首都利马的多个华人社区，位于利马市中心的唐人街是西半球历史最为悠久的唐人街。若将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华裔都计算在内，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早已超过500万，占秘鲁总人口的20%。

于是，秘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华裔文化，这是两国文明交融、互动的成果。其中，中国文化（主要为广东文化）已然成为秘鲁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秘鲁，大街小巷常常能看到写有“CHIFA”字样的店面，其意为中餐馆，这个名字源于粤语“食饭”的音译，口味也是粤式菜肴与当地菜肴融合而成的秘鲁Chifa。

毫不夸张地讲，在秘鲁每个城市的中心广场，必定有四大建筑：市政府、警察局、教堂和中餐馆。

秘鲁拥有世界顶级的美食，全球众多顶级米其林餐厅位于秘鲁，但唯有中国餐饮在此独树一帜；在秘鲁的各类商场中，70%的商品为中国制造。在利马唐人街，中国的二胡与印第安人的查兰戈琴共同奏响文明的和谐之音，这种音乐融合可追溯到印加帝国的五声音阶传统。

春节、中秋、端午早已成为秘鲁的重要节日，足以见得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中秘之间的强化合作，是建立在文化合作基础之上的合作，两国的交流不仅涵盖外交、政治、经济领域，还包括两国人民心灵的沟通。

汶川大地震时，秘鲁国会和总统府降半旗，并将5月19日定为“全国哀悼日”，这是秘鲁历史上首次为他国举行全国性哀悼。

“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从理念转变为行动，得到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各国广泛认可，成为最受青睐的全球公共产品。

历史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本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

2019年1月，中远海运集团购入钱凯港60%的股权。钱凯港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大区，地处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钱凯湾内，是秘鲁和拉丁美洲的枢纽港与太平洋门户港。

2021年6月，中远海运集团一期投资13亿美元，建设4个深水码头泊位，年吞吐能力近期设计为100万标准箱、远期为150万标准箱。按照规划，钱凯港建成后将成为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2024年12月5日，秘鲁政府通过法案，中远海运集团正式获得该港口的独家经营权，这个拉美重要的枢纽港和太平洋门户港完全由中国人掌控。

钱凯港于2024年5月10日完成码头主体结构施工，2024年11月14日开港。

2025年4月8日，秘鲁钱凯多功能港口隧道及连接道路系统工程验收交付。

站在“一带一路”的历史方位回望，秘鲁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不仅是文明交流的例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活诠释。

从卡亚俄港到广州港，从安第斯山脉到长江流域，这跨越四个世纪的文明对话警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交流绝非风花雪月的美妙故事，而是在苦难与抗争中锤炼出的文明耐力，创造出文明融合的新模式。